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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热线-社会新闻 来源:新东方烹饪 时间: 2017-10-21 07:25:51

原标题:传统与当下:以李传锋、刘诗伟和普玄近作为例

湖北日报讯

雷登辉

五四新文学运动距今已经百余年,我们依然不能忘记那些坚决抵制传统的呐喊与狂呼。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早已经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消费社会。此时当我们重新谈论传统时,我们常常陷入一张充满假象和陷阱的无形之网,这网中充斥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守旧”与“革新”的二元悖反。毫无疑问,新文学是在批判传统的呼声和行动中壮大成熟起来,然而问题在于,饱受非议的“传统”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改头换面、或显或隐地参与了文学资源的重构,并对文学经典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研究文化关键词著称的雷蒙德?威廉斯曾说,“Tradition这个词就其现代普遍的意涵而言,特别复杂难解。”(雷蒙德?威廉斯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91页。)他罗列了关于“传统”的几个义项,告诉我们“传统”这个词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着时代的推进而不断变化。当我们总是以“传统”和“现代”的对立方式将“传统”定位为“守旧与过时”之时,我们就已经陷入了无法走出的思维怪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凡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家都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即使他们在论战中对传统口诛笔伐。无论是最先举起反传统大旗的胡适、陈独秀,还是反传统最得力的猛将鲁迅、周作人,他们激进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还是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宣言或论战姿态上,至于他们论战之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则无不深刻地体现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纠葛。在湖北文坛,李传锋、刘诗伟和普玄的新近作品,也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传统与当下创作之间的复杂纠葛。

李传锋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就,曾两次获得少数民族骏马奖。从《最后一只白虎》《白虎寨》到《武陵王》,李传锋的小说无论题材如何转变,他的作品中总是饱含着鄂西少数民族聚居地所特有的质朴与天然,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在表达现代意味的同时使作品拥有古典情调和民族特色。比如,白虎形象在他的小说中不断出现,在《最后一只白虎》中表现为生态伦理,在《白虎寨》中表现为强烈的家国意识,在《武陵王》中表现为图腾崇拜。白虎被土家人被当作天神对待,白虎形象参与了土家人民俗的建构,在祭祀、舞蹈、婚嫁、生育、建筑和征战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要想对之进行既富有现代意味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并非易事。李传锋的这几部小说既反映了民族形象的特色,又赋予白虎形象在不同时代新的内涵,形成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融。

刘诗伟是湖北当代文坛中独具个性特征的思想型小说家,创作了《在时光之外》《拯救》和《南方的秘密》等多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充满了鲜活的生命体验,融幽默风趣的可读性、追根问底的现实性和深邃热烈的思辨性为一炉,不断探寻和追问着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图谱。近作《南方的秘密》的主人公顺哥是个江汉平原出生的跛子,家里唯一的男丁,因偶然的机会开始了胸兜产业,生意规模越做越大,成为江汉平原人们争相谈论的传说。每当顺哥的企业遭遇危机时,他的跛子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巧妙地借用政治同情化危机为机遇,实现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这是顺哥成功的“秘密”所在。刘诗伟以直逼时代真相的决心和勇气探索时代精神脉动,借此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呐喊助威。《南方的秘密》字里行间潜藏着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从《诗经》、屈原、杜甫、白居易、鲁迅一直延续到现在,实现了既遥远又贴近的精神勾连。

普玄是湖北中青年作家里中篇小说创作的佼佼者。普玄小说擅长透过日常生活去挖掘这个时代带给人的巨大创伤,在近乎绝望和荒诞的环境中重新寻求着爱、温暖和希望的可能。普玄较早的小说呈现出粗粝凶狠的风格,如《妹妹别哭》《疼痛难忍》和《普通话陷阱》等作品。近年来普玄的小说逐渐淡化了故事情节,叙事节奏和频率有所减缓,甚至许多段落呈现出抒情化和散文化的倾向,以此,小说的文体意识得到增强,给读者留下了更加丰富多样的阐释空间和艺术质感,许多作品成为浑然一体的艺术精品,如最近发表的《日落庄园》《天命椅子》《夕阳开开》和《老孩子》等作品。这些作品与普玄之前的作品相比在艺术上更加富有质感,比较明显地受到了普玄所信仰的道教思想的影响。普玄从中年开始信奉道教思想,研习道教经典,并身体力行,将道教思想渗透入日常生活。对普玄而言,道教思想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是其精神家园之寄托。无论是《夕阳开开》与《日落庄园》中的悲悯情怀,还是《天命椅子》和《老孩子》中的离奇玄想,都与道教思想和楚巫文化有着深层的联系。普玄擅长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在看似日常琐碎的叙事中,将这些慈悲思想和道教文化出神入化地融入到了文本之中,实现了自然天成的现代转换。

爱伦?坡曾说,“技巧娴熟的文学艺术家构筑故事,如果他是一个明智的艺术家,他就不会让他的思想去适应他的事件,而是要精心设计某种独特的、不同寻常的效果……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实现他预先设定的效果”。(爱伦?坡著,《爱伦?坡精选集》,刘象愚编选,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页)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们更需要研究的是什么是贴近文学本体的创作,而不是总是将文学创作等同于思想表达,对文本中的“传统”思想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常常是思想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对于真正从事创作的作家来说,他们无需绞尽脑汁去梳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无需对二者关系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作家们只需凭着自己的艺术积淀和灵感去创作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文艺作品。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常常能出乎其外,超越对传统的单调论述,通过作品向我们展示出“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湖北作家李传锋、刘诗伟和普玄的近作便是鲜活的有力证明。由此,我们可以跳出新文化运动论战之时和中国保守主义文化盛行之时“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立场,站在更高的角度来重新发现和看待问题:“现代”并不是简单的“反传统”,“现代”是在传统基础之上进行的自我调适和自我更新。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复杂性,二者常常在某些时刻呈现出尖锐对立的姿态,对此,我们唯有将时间拉长,将视野放宽才能更加深入地明晰其中的复杂关系。在不断的反思和重构中,我们终于开始明白,传统并不是过时的东西,而是随着时代推移有着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调试的能力。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包容性存在,需要我们不断对之进行重新发现和激活,需要我们不断的挖掘和重述,以实现对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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